除了真诚，写作目的是揭示真相——费兰特《那不勒斯四部曲》的艺术态度(作者：肖恩）（2022年第3期）

2022-07-13 09:45:00  来源：  责任编辑：南平文艺网  

意大利作家埃莱娜·奥兰特的《那不勒斯四部曲》掀起了欧洲一股文学热潮，作品不断刷新印刷记录，加上她不参加任何文学聚会与讨论，不接受任何记者当面采访，使得这部巨作与她的真容面目都披上了神秘的面纱。对她来说，作家的文学作品代表一切，不需要作家再去解释与说明。她对小说——更确切地说是对写作，应该如何面对两个重要问题，显示出她的鲜明的写作态度。这个态度，她写在以书信、书面访谈为主的文集《碎片》上。 她说：“任何写作的人都知道，最复杂的事情，是让描写的人物和事件很真实，而不是类似。”这句话，毫无疑问地解决了写作应该持有的态度：不是什么无病呻吟，不是什么装腔作势，不是什么缥缈虚无，而是写出真实。这表明了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应该具备强大的真诚的动机。 表达得真诚，是驱动一部文学作品不断完成的内在力量。对此，她毫不避讳地说出：写作目的是揭示真相，永远都不能迷失，是追求真理，并不是追求一种看起来逼真的东西，这才是一页页写下去的决定性力量。 真诚与真相，犹如我们的身体与血液，一体两样，从外到内。 带着这种决定性的力量，我们在《那不勒斯四部曲》中不断感受到作家的真诚，仿佛亲眼看到她历经多少年的沧桑与变故，其中涵盖了：童年友谊、家境困窘；青年的攻读学业，体验了爱情与失去；创业中遇到艰难，挣扎与隐蔽；中年的生存、角色的分裂；晚年回到故乡，一切都分崩离析，留下难以忘怀的回忆等等。一个个细节是如此深刻与真实。 比如：第一部《我的天才女友》开篇中，写“我”和莉拉爬上阴暗的楼梯，“她时不时向高处看，但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，头顶上是楼梯间灰色的大窗户。这时候灯忽然亮了，但灯光很微弱，灯上落满了灰尘，还有很多可怕的角落沉浸在黑暗里。”两人交换了布娃娃，莉拉不惧怕被视为童话中怪兽的阿奇勒（住在此楼的最顶层），“莉拉继续向前走，我跟在后面。”“她停了下来，等了我一会儿。我赶上她，她向我伸出手来，这个举动彻底改变了我们之间的关系。”动作是构成人物真实性的因素，动作更是刻画人物内心的真实。从这些动作中，看出莉拉在童年时已经具备了十分沉稳的勇气。 我们说，小说永远是人物第一。在这个命题之下，费兰特之后进而写道：“莉拉知道我很害怕，我的娃娃已经表达了我的恐惧，因为这个缘故，那天我没经过商量，只是通过目光和动作，第一次交换了我们的娃娃。她刚拿到蒂娜，就把蒂娜从铁网上的洞口丢了出去，我的娃娃坠入黑暗之中。”在勇气的促动下，莉拉变现得异常坚定，她试图让我更需要去感受命运的多舛，去体会与黑暗搏斗的勇气。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，被锁定在时间之中。 更重要的是，小说完成这个细节，似乎已经为莉拉与“我”未来命运的走向，埋下了伏笔。尤为可贵的是，作家费兰特知道用故事情节去完成人物的性格，用故事展示出两个活生生的人物，而不是“类似”。在这一点上，叔本华也曾鲜明地表示：“文字作品跟生活别无两样：在生活中我们随便都会碰见不可救药的粗鄙之人，到处都充斥着他们的身影——就像夏天那些沾污一切的苍蝇。” 文中的“布娃娃”“伸出手来”，是如此真实与细腻，显示出强烈的“女性声音”。当然，在现实中，我们见过男性作家也写出极其细腻的文笔来，所以，细腻的笔调不在乎分男性还是女性作家，也不在乎是技巧能力的问题，之所以选择细腻，是涉及一个作家的体验——对决定人物命运的探求，并且这种探求，是在拷问作家内心的思考：值不值的？敢不敢？“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，都能够非常成功地模仿两种性别。但把一部讲述另一种性别体验的小说，简单说成是纯粹的模仿，是写作技巧娴熟达到的效果，我觉得这是不对的。”费兰特说，“一部小说的真正核心是它的文学真实性，它要么有这种真实性，要么没有，假如没有的话，任何写作技巧都没法赋予它。” 在一部文学作品中，虚假的讲述、技巧的炫耀，不仅不能增加作品的力量，而且只能是添加笑料，令真正的读者贻笑大方而已。一位真正的阅读者，又岂能容得下被虚假所欺骗，被花俏所蒙蔽，他选择去阅读一部文学作品，根本的动因在于，读者期盼能在阅读中看出写作者的真心话，更期待看出生活的一面真相，可以说，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共鸣，是他选择的根本目的。 当下，虚假与炫耀的作品太多了，这个问题伤害了读者，也让此类作家痴迷不悟。叔本华说，不仅仅是我们当今十分之九的文字作品除了蒙骗读者，从其口袋中抠出几个铜子以外，再没有别的其他目的。为此共同的目的，作者、出版商、评论家绝对是沆瀣一气、狼狈为奸。 欺骗与虚假，浪费了时间，也夺取了读者生命的一部分。之所以会下如此结论，是因为生命仅属于我们一次，如此珍贵之下，没有人会愿意被白白地浪费掉生命。从这个角度看，《一千零一夜》里的故事魅力不仅在于消遣，还涉及讲故事人的生死攸关。我的一位痴迷健身的朋友这样回答我对花在健身时间的疑问，她说，人应该从喜欢里得到力量和快乐，而不是花光所有力量和快乐去喜欢。蹦出如此有哲理的话，是因为她付出汗水，付出耐力，付出坚持。多年前，那时我正处在梦想走进美术院校的艰难路上，一直躲在画室里，虽然也付出时间，也付出努力，却被如何准确捕捉水粉颜色所深深地困扰，一直在门外。那些水果饰品、花瓶罐罐、褶皱的画布似乎都在嘲笑我，嘲笑我的能力。我也深深地处在与它们的对抗之中。但我错了，真正启发我的是那天，我的美术老师指着窗户外，对我说，你需要去户外，看看地面的枯草、看看五里亭的稻穗，眯着眼去捕捉那一片片土块。“去感觉，去感觉。”那时，已经是深秋了，金黄的稻田开满鱼塘边。 当然，要正确理解文学意义上的“真诚”。费兰特说：“文学的真实不是传记作家、记者、警察局的口供或是法院判决的那种真实，也不是虚构小说里的构建的逼真故事。”文学的真实，是用词得当的文本里散发出来的真实，会溶于语言之中。它直接和句子里散发的能量挂钩。读者从一部作品中去找到共鸣，不用额外的解释和注脚。这种文学的真实，是作家尽量表达那些暗藏在内心深处、很难用语言表达的体验。这好比，我的美术老师那天所说的“去感觉”——水粉画就是表达出你的感觉。我突然领悟过来他是在训练我对色彩的敏锐性，从内心体会，再交付给眼睛，去真实地感觉那些光影之下的变化：大自然下，万物都交付给阳光。阳光强烈时，万物燃烧；阳光逝去，万物陷入黑暗之中，隐去许多外壳。 可以说，远离了真诚，好比南辕北辙，远离了文学的本质。那么，在真诚之下，写作的指向是为了揭示真相。那么，文学的真相又是什么呢？——它不是新闻意义上的真相，本雅明在80多年前就曾说过，新闻只存在于成为新闻的那一刻，而故事和小说是消耗不尽的。由此，文学揭示真相这个目的，使得文学产生了难度：小说的难度是，正是因为那些事难以名状的碎片，所以小说难度是讲述那些极为困难的事，那些难以启齿的事，还有连自己都不愿意说的话。 反过来，那些难以启齿的事，是在拷问写作者内心的坚定。 如何使文学作品抵达真相，前人已经为我们写下许多经典范本，各种手法，殊途同归。我以为，最简单的办法是临摹。文学需要训练，就好比作家首先应是一位手工艺者。 在书法层面上，我们需要临摹；在小说层面上，我们需要训练核心的把握，训练结构的起承转合，训练情节细节的捕捉。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层面，还不够，其背后是唤起写作者的艺术感觉。叔本华在《论阅读和书籍》中阐释，在阅读的时候，别人的思考代替了我们自己的思考，因为我们只是重复着作者的思维过程。这种情形就好比小学生学写字——他用羽毛笔一笔一画地摹写教师写下的字体。对此，19世纪法国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在他的艺术批评经典著作《艺术史哲学》中也有尖锐的批评。他对“艺术家”应该具备的独特轮廓给予精准的勾勒，他说:“艺术家需要一种必不可少的天赋，便是天大的苦功天大的耐性也补偿不了的一种天赋，否则只能成为临摹家与工匠。就是说艺术家在事物面前必须有独特的感觉:事物的特征给他一个刺激，使他得到一个强烈的特殊的印象。换句话说，一个有才的人的感受力，至少是某一类的感受力，必然迅速又细致。他凭着清醒而可靠的感觉，自然而然能辨别和抓住种种细微的层次和关系。” 我以为，最好的药方是我们应该对世间所有事物保持新鲜感，最微妙的突破口是语言的唤起，如同健身唤起我们对身体的把控，直至欢喜一样。思想的光芒与贴近的语言是融合一体的，是不可分割的。当我们有了发现，我们就需要去寻找贴切的语言，把事情讲透彻，我们需要强迫自己，拷问自己。当然最好的语言，就在身体，如同星火的爆发。是的，艺术的任务在于发现和表达事物的主要特征，作为作家始终都不能忘记一点，真诚之外，写作目的是从中揭示事物的真相。 　　　 责任编辑/黄文忠